“項目不賺錢，圈地掙大錢”——新一輪產能過剩化解呼喚政府“換手”

新華社記者何欣榮

國務院日前印發《關于化解產能嚴重過剩矛盾的指導意見》，并指出這是當前產業結構調整的重點。從“十一五”開始我國就著手治理產能過剩，但越治理越過剩的事實，表明傳統的行政手段并不奏效。

此次《意見》中點出了部分地方政府通過廉價供地等方式，助推重復投資和產能擴張的“病根”，有望給化解工作趟出一條正路。

化解產能過剩需消除行政推手

產能過剩本是市場經濟的常態。適度的產能過剩，能激發技術創新和產業升級的動力。但我國產能過剩的形成，背后卻藏有行政推手。突出表現為部分地方政府因經濟發展沖動，以廉價供地和財政資助等方式干預市場，引發部分行業過度投資。

記者采訪了解到，東部一家大型裝備制造企業，近年來是各地招商引資的座上賓，部分項目享受“零地價”優惠。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金碚說：“有些企業為了優惠而投資，上項目的主要目的是圈地。項目本身不賺錢，圈到的土地卻能掙大錢。”

對此，《意見》明確提出，堅決清理廢除地方政府在招商引資中采取土地、資源、稅收、電價等損害公平競爭的優惠政策，以及地方保護、市場分割的限制措施。

專家認為，根治產能過剩，要把錯裝在政府身上的手換成市場的手。一方面加快要素價格改革，把重要資源配置由政府主導逐步變成市場主導。比如明晰土地產權，理順土地市場的價格形成機制，從根本上杜絕地方政府向特定企業低價甚至零地價供地的行為。

另一方面，以新一屆政府力推的職能轉變為契機，促使政府退出對微觀經濟的干預，轉向環境保護、民生改善和公共服務領域。當然，這樣的轉變需要考核指揮棒的引導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表示，要加快改革現有的政績考核體系，不再將ＧＤＰ作為考核官員的主要標準，逐步加大如人均收入、人均綠地面積和空氣與水質量指數等多維度的民生和環保指標權重。“扶大限小”扭曲投資行為

除了部分地方政府的角色錯位，我國的產業政策和金融市場也為產能過度膨脹提供了溫床。

縱觀各地的產業政策，一個頻頻被提及的詞匯是“扶大限小”。亮碩光電科技公司首席執行官李華對此頗有疑惑：“已經大了強了為什么還要扶持？真正需要幫助的應該是中小企業。”

中國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江飛濤指出，繼續實施“扶大限小”政策，會促使小企業為避免成為被政策限制甚至強行淘汰的對象，具有強烈的規模擴張動機，這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企業投資行為，進而加劇產能過剩。江飛濤認為，應該從“扶大限小”轉為對企業研發和創新的普遍支持，讓“小而美”的企業也有發展空間。

我國以大銀行為主導的金融市場體系，也是產能過剩的“隱形誘因”。在現有金融體系下，信貸資源優先流向大企業、大項目，導致“壘大戶、傍大款”成為一種普遍現象。記者在采訪中不止一次聽到，大企業獲得的貸款多到用不完，甚至可以加價轉給中小企業當上“二銀行”。在這種導向下，將規模做大成為企業獲得融資最便捷的途徑。

隨著我國金融改革的推進，各地興辦民營銀行的熱情高漲。其實，我國的銀行數量并不算少，真正的缺陷在于層次不夠豐富。未來股市、債市等直接融資模式和服務中小企業的小微金融機構，才是需要加強的地方。

“消化”優于“消滅”

對于產能嚴重過剩，此次《意見》強調“化解”而不是“抑制”，本身也透露出很多新信號。

記者采訪了解到，許多人視過剩產能為社會包袱，采取有意無意地“歧視”態度。一家鋼鐵企業負責人說：“原來說自己在鋼鐵廠上班很自豪，現在感覺低人一等。”上海一家光伏企業反映，該公司今年一季度在日本市場的銷售額是去年全年的２倍，但銀行仍然不斷收縮信貸，今年上半年就壓降貸款規模７億元。

但也有研究者對產能過剩問題持積極態度。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總經濟師陳文玲認為，當前累積的巨大產能，是數十年投資的成果，一定程度上是國家的財富。特別考慮到金融危機后，發達國家重振制造業、向實體經濟回歸，我國更不應該輕易否定已形成的產能優勢。比如我國的鋼鐵產能雖然很大，但人均鋼鐵存量只有美國的１／５，繼續推進城鎮化和工業化，離不開鋼鐵這個硬通貨，化解產能過剩不應走簡單的打砸封路線。

不少企業家向記者表示，在化解過剩產能時，“消化”應優于“消滅”，“引導其做強”應優于“限制其發展”。國務院的《意見》指出，要通過擴大國內有效需求，消化部分過剩產能。比如在鋼鐵領域，要推廣鋼結構應用，提高公共建筑和政府投資建設領域鋼結構的使用比例。

寶鋼鋼構有限公司總經理郝榮亮指出，在美國、日本等發達國家，鋼結構建筑面積占總建筑面積的４０％以上。而在中國，這一比例不到５％。提高鋼結構使用比例，既有利于過剩產能化解，又能帶動產業升級。